他最喜歡看書,搬家到寧德來時就帶了一大堆書。我們跟他出差的時候,經常一忙就忙到中午1點多,吃完飯就2點多,下午3點接著開會。就這么一點時間他也不放過,要到街上轉一轉,一轉就轉到新華書店,偶爾買一兩本書。有時候看到一本書,連北京都買不到,就特別高興。 我剛才講,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隨和,接觸時間長了,才感到這個人也非常沉穩,對自己、對身邊人要求非常嚴格。他和秘書定好下鄉的時間,說幾點鐘就是幾點鐘,如果晚了他就會批評秘書。在基層調研,他都是按慣例吃食堂、交伙食費,每次由秘書和當地結賬,每半個月他再和秘書集中“結算”一次。下鄉的伙食標準是早上1塊、中午1塊5、晚上1塊5,一頓午飯基本就是吃碗面條,如果菜做多了,他不吃,還會提出批評,讓他們拿下去。有一次我和他去屏南縣調研,回來路過虎貝鄉,在那里吃午飯。吃完飯,習書記的秘書照例去交伙食費,鄉黨委書記怎么也不肯收,我看他們來回推了好幾次。臨走時上車,習書記問秘書:“伙食費交了嗎?”秘書說:“交了,但是他們不要。”習書記說:“那怎么行?趕快去交,還要讓他開收據,不然口說無憑,有收據才證明人家真收了。”你看,他這人就是這么“較真兒”。 照這么算,習書記每月的工資是不夠花的。當時他的收入只有170多塊錢,這樣一天4塊花下來,一個月就是120塊,他還要買書,還有其他開銷。所以那時候彭老師也支援他。可就是這樣,他也從不違背自己的原則,更不是做做樣子就完了。 雖然他對自己很嚴格,但對寧德百姓總是一片赤誠。有一年冬天,一個畬族村發生泥石流,死了二三十個村民,經濟損失也很重,我陪他一起去慰問。各項事情都安排好了,慰問禮物也都準備好了。這時候他突然發現,有個農民居然還在打赤腳,馬上掏錢在村上給這個農民買了雙鞋。那么多基層干部都沒發現的細節,他卻一眼就發現了,還立馬采取行動,我相信老百姓對這樣的領導干部,沒有不佩服的。 還有下黨鄉黨委書記楊奕周,我們都叫他老楊,一個徹頭徹尾的老農民。可習書記跟他關系很好,后來到省里當省長還和他保持聯系。那一年,老楊的孩子考大學沒考上,就跑到福州習書記的家里去找他幫忙。他跟習書記說:“我小孩現在沒書念了,你是省長,能不能幫我搞個名額?”習書記問清楚之后說:“高考是大事,也有嚴格規定,我不能一口答應你。我先了解一下具體情況,再給你答復。今天別走了,就住我家里。”其實,老楊從基層來,習書記完全可以讓秘書給他安排一個賓館,但他沒有,他覺得這是私事,私事私辦,公事公辦。雖然他沒有答應老楊的私托,但還是拿老楊當親人看待,這說明習書記這個人,既講原則,又重感情。 采訪組:習近平同志總是親切地叫您“阿葆”,您和他之間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嗎? 邢常葆:習書記來之前,我就有一部上海牌的二手車,還是從胡平省長那兒“討”來的。因為我做電視記者,又要扛攝像機,又要背充電器,還要帶燈光,每次下鄉都得買好幾個位置的車票,非常不方便。胡平省長認識我,就給我撥了一輛車,方便我跑新聞。寧德交通狀況不好,我又經常下鄉,車子顛來顛去的,沒幾年就壞了。習書記來了以后,我就找到他,希望能給我解決一下交通工具。習書記馬上找來常務副專員問財政上還有沒有錢,副專員說上半年的錢都安排出去了,下半年的錢還沒動。習書記就講了我的特殊情況,請他解決一點經費。習書記說:“新聞工作講究時效問題,而且搞電視采訪的不像文字記者,要帶著一堆機器,沒車不方便,咱們還是想想辦法支持一下。”最后,行署花8萬多塊錢給我買了一部新的上海牌汽車,還帶空調,這可真是解決了我的一大難題。 有一年初春,我陪習書記去福鼎縣調研,住在當地的招待所。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,我發現他穿的滌卡中山裝的手肘位置破了,長長短短的線頭都露出來,像胡須一樣。我跟他說:“書記,你這衣服都破得不像樣了。”他低頭一看,還真是,看來是破了好久了,另一邊同樣位置也一樣,只不過沒有那么嚴重。我說:“我給你處理一下吧。”當時手邊也沒有針線,沒有剪刀,我靈機一動,說:“你信得過我的話,我用打火機給你燒一下。”他很痛快地答應了,抬起胳膊讓我燒。我一打火,點著線頭兒的尾部,剛冒點火苗我就趕快閉火兒,線頭順著余火,很快就燒沒了。他一看,很滿意。雖然這樣不能治本,但只要不細看,乍看上去還是好多了。我心想,習書記對群眾打赤腳都觀察得那么仔細,可自己的衣服破了那么久都沒注意,可見他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群眾身上了。 他對閩東這片土地和閩東人民的感情太深了。他知道我以前拍過很多紀錄片、匯報片,都是以閩東貧困面貌為主題的,反映當時的真實情況。他讓我把這些錄像帶拿給他,帶回北京,給家人看,給朋友看,給一些國家部委的同志看,希望他們能夠為閩東的發展提供一些機會。他家里人看了之后都掉眼淚,覺得閩東這個地方太窮了,也都非常理解習書記想幫助閩東擺脫貧困的迫切愿望。 采訪組:聽說習近平同志的家人和您也很熟悉,也對您有過幫助。請給我們講講這方面的情況。 |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