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這樣,1989年11月,《閩東報》先辦起來了。其實寧德原來就有《閩東報》,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停刊了。習書記來了之后提出恢復,召集一些有經驗的同志,再從各縣臨時抽一些新聞報道骨干,再請《福建日報》資深的同志把關,這樣就把一個報社的架子搭起來了。當時的《閩東報》是小四開,還是個小報,習書記專門寫了一個復刊詞,當時在寧德引起很大反響。 寧德電視臺是1990年12月辦起來的,當時習書記已經調任福州市委書記。但他離開寧德之前特意開會,強調寧德電視臺一定要辦起來。他說:“閩東一定要加強對外宣傳,如果只躲在這個山溝溝里,有多好的東西別人都不知道,人家只知道我們窮,只知道我們基礎設施差,那還怎么引進項目?還怎么發展經濟?”當時因為經費困難,按照他提出的“走捷徑”的想法,我們只花了100多萬元,暫時不做信號覆蓋,節目做完了就送到寧德插轉臺,依靠福建省電視臺的力量,等他們的新聞播完,再插播我們寧德的節目,每次10分鐘左右。當時條件也很簡陋,只有兩三臺設備、五六個人,每周做一兩檔節目,插播一次。后來才慢慢做小覆蓋,再到現在,發展成為100多人的隊伍,也實現了9個縣區全覆蓋。我還記得1998年籌建電視臺大樓,2000年底習書記來寧德調研時得知我們資金缺口較大,專門批了150萬元給我們,幫我們解決了大問題。 習書記不僅關心新聞事業,而且懂新聞,對新聞工作者有很高的要求。他說過,新聞學作為一門科學,與政治關系很密切。但不是說新聞可以等同于政治,不是說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實性,所以既要強調新聞工作的黨性,又不可忽視新聞工作自身的規律性。那時候,他喜歡和新聞記者聊時事、談看法,地委的各項工作會議活動,他都邀請各路記者去參加。我們這里有一些老記者,有時候有抵觸情緒,因為當時新聞版面有限,有些活動參加了,也不一定能報道出來,大家比較為難。習書記打消了大家的顧慮。他說:“我叫大家來開會,不是一定要你搞報道,你們可以從這些會上了解到第一手資料,有的事可能剛剛有意向,剛剛起步,這時候你們不用報道,可以關注、追蹤,再過幾個月,‘火候’到了,來龍去脈你們都掌握了,相信就能寫出厚重的稿子來。”那時候,除了研究人事問題的常委會,其他各類會議他都破格讓記者參加,尤其是經濟發展方面的決策性會議,都對記者敞開大門,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。從這一點看,習書記考慮問題著眼長遠,也有創新精神。記者們在他的鼓勵和調動下,都很積極地在會議活動中選題,也能沉下心來寫稿子,為閩東發展鼓與呼。他也從來不在記者面前擺官架子,不是說我是地委書記,你是記者,必須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,我要你寫什么就寫什么。他真誠地和我們交朋友,還經常和我們講:“你們新聞報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,可以跟我說,我們全力支持!” 采訪組:習近平同志對閩東文化事業發展做了哪些工作? 邢常葆:習書記慧眼識珠,發現閩東文化特色非常突出,應該宣傳和弘揚出來。他說,閩東具有紅土地文化、畬族文化,還有很多好的民俗民風,還有山海的旅游資源,風光很美。但當時財政經費有限,他覺得要加大宣傳,必須采取土洋結合的辦法。他提出制作一部名叫《山海的交響》的電視音樂片,背景素材采用我和其他同志之前拍的一些風光片,比如太姥風光、鴛鴦溪風光等。音樂部分由彭麗媛老師邀請音樂家和歌唱家來作曲、演唱,這就叫“土洋結合”。當時我們自己的制作水平很有限,還要動員省臺來參與制作。最后制作很成功,傳播也很廣泛,習書記很高興,說這比我們自己嘴巴講講強多了,外界一看閩東是這樣一塊風水寶地,都會對這里產生興趣。 采訪組:聽您這樣介紹,習近平同志對寧德各項事業發展確實傾注了巨大的心血。我們也想了解一下,日常生活中他給您留下怎樣的印象? 邢常葆:習書記在生活上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人。過去我們地委大院的辦公條件很艱苦,干打壘的石頭房一到夏天就很悶熱,干部開大會只有電扇,沒有空調。習書記辦公室里的窗式空調,開機以后像拖拉機一樣突突地響。你們現在到地委大院去看,門口那條斜坡路都是水泥路吧?那是在習書記手上才修好的,以前就是一條破土路,旁邊還有條水渠,又臟又臭。他來了之后組織機關干部義務勞動,把那條水渠蓋起來,這條路才拓寬,好走很多。 當時彭老師沒有跟在習書記身邊,他每天下班吃完飯,就跟秘書還有班子里面的一些同志一起,在隔壁的軍分區操場散步,然后回來,有會議就開會,有工作就繼續工作,沒有工作就回宿舍。他住的地方也很簡單,屈指可數幾件家具,看上去空蕩蕩的。廚房里裝了一個液化氣灶,但他從來都不用,不會給自己“開小灶”,都是彭老師來時才會炒幾個菜。過去寧德也沒什么酒店,就一個招待所,算是還有幾個像樣的飯菜,其他都是街邊小炒。可這些地方,我都沒見他去過。 |







